作者：贺兰楚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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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长的季节
“往前看，别回头啊。”
《漫长的季节》结尾中，知道儿子溺亡真相的王响，追着火车，对年轻的自己喊出这句话，喊完，他站在原地看着远去的火车，背景音乐缓缓响起姜育恒唱的《再回首》。
这一幕，看哭了20多万人。
当剧中的人物已经不再执着于难堪的过去，走出困住他们的那个秋天，在飘雪的冬天重新开始生活时；剧外的看客们，还依然困在剧情中，一遍遍重刷感慨他们的命运。
收官当天，热搜上对它的评价只有两个字：封神。整部剧的评分也从一开局的9.0飙升到9.5，破了豆瓣近五年国产剧的最高评分纪录。
有人说，它赢就赢在往悬疑的外壳之下，套进了一个时代下小人物命运的内核。出彩的不是故事，而是人。
全剧围绕着“王响”展开。
他是个笑着哭的悲剧小人物，经历了一个从上到下的落差过程。
1997年的王响，活得有底气，有脸面。在他眼里，他爸挖过桦钢的第一锹土，从厂史上，他们家就是“名门望族”。
他的厂编制，就是下半辈子的保障。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哪儿黄了，就算桦林黄了，我们桦钢黄不了”。还经常微抬着下巴，眼皮一耷拉，眼睛一斜，就开始到处教训人。
他以主人翁的姿态怼老职工：“垃圾箱翻成垃圾堆了，能翻出大彩电呢？桦钢是我家，卫生靠大家，作为退休老职工，这点觉悟都没有啊？”
就连老婆、孩子，他都放不下那种优越的劲儿。
妻子拿来油条，怼妻子：“都懒出花来了，拿个盘子装。”
看到儿子在写诗，不懂装懂，也要教育两句：“诗这个玩意儿讲究个合辙押韵，第一句打个响指吧，第二句就应该是吹起小喇叭，嗒嘀嗒嘀嗒。”
看到儿子不耐烦，就开始教训，灌输他说的绝对正确的观念，并说教儿子：只有进厂，才是正经工作。
面对厂长，他也保持着一种根正苗红的清高：级别没你高，但厂身份比你高贵。当厂长勾结外人捞钱，还乱搞关系；保卫科长倒卖公家财物，被王响发现后，他没有同流合污，把人得罪光了。
到了1998年下岗潮，王响的优越、骄傲全都被现实碾成了灰。
他的名字在下岗名单里，以往劳模的身份并没有任何帮助。王响开始慌了，他找到刑警队长，积极参与碎尸案，想立功来保住这份工作，却没意识到时代已经开始变了。
但他还固执的认为，厂子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，可命运的多米诺骨牌一旦开始，就再难停下。
王响还没保住工作，儿子就意外身亡了，他心里的支柱倒塌了一大半。看到尸体那一刻，他从以往对儿子惯用的父亲威严的“起来”，变成小声恳求“爸不说你”，再到最后崩溃大哭，一声“阳儿”喊尽了他的绝望。
回家面对妻子，一向大男子主义的王响，小声问出了一句：“儿子像摆这行不行。”
但几个小时后，妻子自杀了，王响嘴里拼命喊着“救命”，更像是喊给这个时代听的，他低头示弱了，但时代的车轮只是匆匆碾过，留给王响的只有认命。
一天之内，他给妻子、儿子办销户，户口上只留下他一个人，就是这么苦的一个角色，后期却一直在笑。
但笑得越多，就衬得他愈发可怜。
有一场戏，是王响做好了一桌饭菜，梦到儿子回来了，他们一起吃饭。全程王响没有掉一滴眼泪，嘴上一直挂着笑，忍着哭腔给儿子介绍桌上的菜，催促儿子吃水捞饭。
该哭的地方，王响却一直在笑，这种强撑的若无其事，就是在告诉自己，真的在跟儿子对话。
面对爱的人，他也是笑着放手，一句“祝福，勿忘我”跟巧云作了最后告别。因为儿子王阳，他被困在过去，但他不能让爱的人也困在过去。
结尾，他得知儿子死亡真相后，没有如释重负的痛哭，只有淡淡的笑。他笑的是终于可以给儿子一个交代了，终于可以往前走了。
王响个人的悲剧和时代紧紧捆绑在一起，他的苦被范伟演出了层次。
从哭到笑，从强到弱，范伟揉进了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对观众讲出了一个温暖的悲剧。这让不少人看红了眼：“以前看见范伟总想笑，现在看见范伟只想哭。”
甚至郑州、上海、武汉、泰安等10个城市的出租车师傅，在车上拉起横幅，为剧中的王响打气加油。
●郑州出租车拉起横幅为剧中的王响加油
这不是第一次范伟的演技被认可。早在2004年，演完《看车人的七月》，他就不再是只会“卖拐”的范伟，而是“影帝”范伟。
只是太多观众的掌声还停留在20年前，记忆还停留在台上“脸大，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是伙夫”的范伟、《马大帅》里的辽北第一狠人彪哥，《刘老根》里的药匣子。却没意识到，范伟早已跳出喜剧人的框架。
他“影帝”的那一面，被忽略太久了，是时候该被看到了。
从小品演员到影帝
2005年，43岁的范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：离开相声和小品。
他在一个采访里坦诚：压力太大了，容不得一点错。2005年上台口误那次，把“非常6+1”说成了“非常6+7”，感觉到了极限，再也上不了了。
再加上自己性格太过内敛，相声又需要很外放，站到台上，自己就是自己，不适合也很难改变。哪怕范伟已经有了很多经验，该说贯口的时候依然会紧张，没办法的事儿。
而演电影、电视剧就不一样，一进入角色，可以是范德彪药匣子、王抗美，随便一个人，这让范伟自在很多，也自信很多。
可他想彻底撕下自己喜剧人的标签，并不容易，他演的喜剧太火了。观众一看到他就想笑，成了导演选角时最担心的地方。
2004年，范伟找到《看车人的七月》的导演，想争取杜红军这个看车人的角色，但对方只是敷衍地说了一句：“回头聊”。
他觉得范伟身上的喜剧成分太重了，又不是科班出身，不是一个最佳选择。
这种不看好，范伟习惯了。从儿时学艺，他就听过太多的拒绝：学舞蹈条件不太好，搞声乐也是业余，拜师学相声被说条件一般。
从来不是天赋型选手，靠的只有努力。
2006年，范伟接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文艺片《芳香之旅》，为了演好公交车司机老崔。还没开拍前，他揣摩人物的笔记就写了一万多字。
人物是劳模，他就三个月不吃一粒米，让形象更接近。人物变成植物人，他就专门跑去医院观察植物人，发现植物人对外界是有反应的。拍这场戏时，他把这个细节加了进去。当春芬坐在老崔床边一边哭一边说话时，同一时间，躺在床上不能动的老崔也流出了一滴眼泪。
为了把小人物演活，范伟每天都在琢磨细节。
2003年拍《手机》的时候，他演的是一个河南农民，需要说河南话，而范伟是东北人，为了说得像，他专门跑到郑州，请了一个人到宾馆，专门听他说那几句台词，直到当地人听了没问题为止。
造型也是他观察到当地农民，穿着跨栏背心、外面穿个汗衫，嘴里叼一根烟卷，八字步，挺着肚子走路。回去，他就用在了人物身上。
2008年，范伟演《耳朵大有福》里的王抗美。是个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，为了符合这一点，范伟在骑车的时候，加了一个细节：先拍拍车座的灰。这是他从他爸爸那里观察到的，他们那辈人都有这种习惯。
还有一买一送的两个细节，范伟也很在意。
一处是他在小卖部里，泡了一包1块1的方便面，买了四瓶1块4的雪花啤酒，一盒1块5的大前门烟，总共花费9元钱。
另一处是他往外送东西，在退休欢送会上，王抗美把白皮中华烟送给了单位同事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拿去抽吧，家里还有。”
两处一对比，王抗美虚荣、爱面子的性格显露无疑，这个人物就演活了。
到了2016年，他拍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，在里面演一个好坏难分的农场主任，有一场戏是丁五原落水后走上沙滩，范伟就问道：“我应该在镜头前停下再走还是继续走？”这样一个细节，他琢磨了好久。
许鞍华评价他的表演：“他演一个不能说是坏人的角色却诚恳到可怕，表演还可以幽微到如此地步。”
凭借这个角色，范伟拿下了金马影帝。
从此，范伟演出了自己的戏路，没有所谓的演技炸裂，只有落地的真情实感。
用当初入行学艺的笨拙，一点点在影视圈拼着范伟的名字。
58岁，范伟拍《我和我的家乡》时，连续淋4天雨也毫无怨言。60岁，拍《漫长的季节》时，他4点半就起床画老年妆。
当观众一次次因为“老范”“王响”泪流满面，惊觉眼前让他们哭的人，就是曾经逗笑他们的范伟时，他早已获奖无数——
金马奖、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、开罗电影节的特别表演奖、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演员奖……
从相声圈消失18年的范伟，再认识时，已然是一个老戏骨了。
以前他擅长搞笑，现在擅长的是演好一个个小人物。
丢掉的“双拐”
在《漫长的季节》播出后，有人采访范伟：“为什么演王响？”
“年纪越大越想演点复杂的人。”
范伟的这个回答，在2019年演《长安道》时，也说过一次。
他在那次采访里说：“（人物）别一直煽情，不管好人坏人，你得有逻辑。哪怕是个悲情人物，里面稍微有一点幽默元素，喜剧人物里边有一点悲剧底色，这样的人物也可信，演起来也会有意思。”
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一个挑战：专门接复杂的角色。
“我希望观众能够看到我在电影中不一样的表现，我不想只是做一个有名的演员，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。”
这种严苛要求的背后，是范伟敏感、自卑的性格。
从小，他就活在家里定的规矩里。
小时候，有个舅舅到他家做客，就吐槽：“在老范家啊，这杯水，要喝一口添一口。”因为还是小孩的范伟就端着茶壶站在旁边，看他喝一口就赶紧加一口水。
这是父母的要求，他必须做。
这导致他长大后特别不自信，对什么事儿都很较真，渴望被人认可。
结婚后，有次夏天，他流着汗在厨房里做了一大碗红烧肉，端出来给老婆孩子，特别自豪地说：“吃吧。”结果两人一口没动，他就发火了。
因为他自己在80年代的时候，不怎么能吃到肉，只能偷摸做一碗红烧肉，冬天的时候放在床底下，每次吃饭拿出来吃一点，开上三四天的荤。现在条件好了，自己又费很大心思做出来，家里没一个人领情。
一气之下，范伟就把那碗红烧肉全吃光了，一甩筷子就出门了。妻子打了十几个电话也不接。
因为一碗红烧肉，他生了最大的一次气。他在节目上说到这件事时说：“太希望得到认可了，不希望给大家带来失望。”
在演戏上也是如此。
哪怕拿过很多奖，被人夸是表演天才，他也一直提醒自己：什么是天才，就是不费什么劲，又把它做得很漂亮。而自己是费挺大的劲，最后只做得差不多。
所以他在表演上特别一根筋，每演一个人物，都会倾注很多心血。
小津安二郎导演曾说过：“人生和电影都是以余味定输赢。”这句话，在范伟饰演的每一个小人物里都能看到。
喜剧的外衣，悲剧的底色，你能从那些人物身上看到自己，也能看到人性、社会。
比如王抗美、王响，他们身上底层打工人失业后的难，直接抛出一个现实问题：底层中年人失业后，面临的养老、生计怎么解决。
王抗美退休后，却上要养80多岁的父亲，下要养不务正业的儿子，老婆还生病住院。他去擦鞋被无赖敲诈；去蹬三轮身体不行；去干传销又被查封。
中年人，只有银行卡上的空白和一地鸡毛的生活。
王响也是如此，抛开丧妻丧子，他同样遭遇了“被下岗”，当年的下岗潮，现在的裁员潮，不同的时代，中年人的境遇却完全一样。
还有最经典的范德彪，他被开除、被人骗钱、开垮美容院、举报黑诊所再次失业。永远在折腾，永远在失败，在《马大帅》播出20年之后，还有很多年轻人用着彪哥的那句“咔咔咔！我挠~挠他！”，来对抗不如意的现实。
小人物身上不光有难，有苦，还有乐。
范德彪、王抗美、王响这三个是典型的苦中作乐。他们的生活态度就是：“彪”着活，用幽默去消解生活带来的苦难。
小人物就像范伟带到观众面前的一个镜子，将现实照进影视，看的人苦的龇牙，但又忍不住咧嘴。
哭过笑过后，我们最终还是选择颤巍巍地起身，整理干净自己。
掩掉所有狼狈。
然后头也不回地，往前看，向前走。
●参考资料
[1]《鲁豫有约》 2013.03.31
[2]《影视风云》2013.06.05
[3]《新闻当事人》 2019.11.03
[4]人物 | 所有的爱恨都不是百分百
[5]南方人物周刊丨我特别不愿意成为焦点——对话范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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