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明月在——怀念林文月教授丨人来人往
金圣华与林文月（右）在香港中文大学圣诞派对上合影。林文月是著名翻译家、学者、作家，译有《源氏物语》《枕草子》。（作者供图/图）
打开书柜，一长排林文月的作品呈现眼前，有翻译、有散文、有论文，几乎占满了整整一层；拉开抽屉，一封封字体娟秀的书信映入眼帘，有卡片、有邮简、有信笺，甚至还有最为珍贵的手稿和复印件。
东翻翻，西看看，思绪茫然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至今，我仍然不敢相信好友林文月真的走了，正如她的爱子郭思蔚所说：“我们亲爱的妈妈，今天早晨安详地于加州奥克兰家中展开一段新的旅程”。对了，她没有消逝，只不过是展开另一段旅程，进入永恒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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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林文月最早相识于1986年。那年12月，香港翻译学会执委，应台湾“文建会”之邀赴台访问，与各大学及翻译界人士交流。记得在一次会上，与会的名家很多，有王晓寒、姚朋、黄骧等人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林文月，她静静地坐在席上，话不多，却娴雅端庄，仪态万千。那时， 她已经译毕洋洋一百万言的《源氏物语》了，问她前后花了多少时间？“五年半。”出版后感觉如何？“寂寞。”她平静地说。
这以后，我跟林文月开始联系，并且经常互访，究其原因，不但因为我们是漫漫译途上的同道中人，而且因为大家学术兴趣类似，生活背景也大同小异吧！譬如说，我跟她都生于上海，自幼在温馨单纯的环境中成长，随后在台湾度过青葱岁月，大学时，虽然她念中文系，我念外文系，然而毕业后不久，都返回母校执教，一待就是几十年，直至退休为止，从来没有另起炉灶的打算。除此之外，我俩的外子都非学术圈中人，然而对我们的学术生涯都竭力支持；虽然身为一子一女的母亲，我们却不甘当个全职主妇，在子女年幼时，分别出国进修，她前往京都，我远赴巴黎，也因此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，取得了始料不及的突破。林文月在翻译业绩、散文创作和学术研究三方面，都出类拔萃，卓然有成，令人高山仰止，永远无法企及。然而我们的兴趣、爱好、努力的方向却是相契相近的，正如林文月在她替拙著《齐向译道行》所撰的序言中所说：“金圣华大学时代读的是英语系，其后留学法国，多年来她担任翻译系的教授，又致力于推广翻译工作。我虽读的是中文系，教授中国文学，但由于生长背景而具备中、日双语能力，也实际上做一些翻译工作，两人的兴趣和关注点接近，使我们在公私的场合上都有许多说不完的话。”
不错，我们之间的确有许多说不完的话。自从三十多年前结识开始，我们曾经无数次相聚交汇，不是她请我去台湾，就是我邀她来香港。回首细想，过往几十年，林文月莅临香港出席种种学术场合，十之八九都是应我的邀约而来——香港翻译学会的、中文大学翻译系的、新亚书院的、崇基学院的、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的……所有我悉心策划的重要活动，凡是跟翻译与文学相关的，都有林文月的支持和参与；每次遭遇到困顿与艰辛，更因为有她在前面领路，而使我信心充沛、勇气倍增。
金圣华（左）、林文月（右）参加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颁授典礼，与领受者余光中及其夫人合影。（作者供图/图）
最记得1994年，林文月应我邀约，来中大新亚书院讲学，虽然我们平时经常聊天，我仍争取时间，跟她作了一次较有系统的专访。那是个十月天，香港最好的季节。她住在“会友楼”，从午后的窗口望出去，“吐露港”柔和地躺着，波光潋滟，秋阳下，轻帆点点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谧、安详， 窗外的风光，衬托着窗里女主人清秀端丽的姿容，恰似一幅精致典雅的仕女图。我给她带上一个日本的陶盆，插满了色彩鲜艳的小花，让爱美的她，在客居增添缤纷；她为我泡了一杯柠檬茶，加两匙蜜糖，体贴地说“初秋干燥，润一润喉”。
话匣子打开了，我们几乎推心置腹，无所不谈，完全不像在访问。林文月在念台大时，已经名闻遐迩，多年后，坊间仍然盛传当年的种种事迹，例如“台大校花”“望月楼” 等等，尽管如此，当事人自己却从来没有把这些传闻挂在口边，想来也不会放在心上。趁此机会，我直接问她的感受。她很坦率地回答：“说到‘校花’， 其实是个‘笑话’。”她接着说，“ 因为在那个保守的年代，校内并没有举行什么校花选举，所以人人都是校花。”林文月当年在台大中文系师承台静农先生，因为成绩优良，一毕业， 就应聘留校当助教。1969年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游学一年，因缘际会，遂开始了《源氏物语》的翻译，从此踏上“不归路”，多年来相继完成了《枕草子》《和泉式部日记》《伊势物语》《十三夜》等经典名著的中译，在中日文化交流中， 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。这个过程，大家都耳熟能详，然而很多人未必知道，除了师长的提携、众人的爱宠、命运的眷顾之外，林文月毕生的成就，最要紧还是靠自己不眠不休的坚持和努力换取的，“我的所得，每一步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。”她声调温柔而语气坚定，一双秀目凝望着远方——在那个晴朗明媚的秋日午后。
林文月（中）参加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士颁授典礼，与领受者齐邦媛（左）、金圣华合影。（作者供图/图）
的确，常感到世间总有一些看法，认为仪容出众的女性，通常内涵不足，做人做事往往不够专精，这种偏见，在学术界尤其明显。我们都是过来人，个中滋味，一言难尽。他们哪里想到，这世上各行各门的事业女性之中，确实还存在一个物种，叫做“披着蝶衣的蜜蜂”！那天我问她，以一个跻身学术界的女性来说，“才貌双全”这种说法，到底是一种“助力”，还是一种“阻力”？她答得率真，“为什么假定一个女的好看就一定没才呢？”她继续说，“我个性之中，有一份好强，要证明给自己看，也给别人看，我不是徒有外表而已。”因此，她做什么，都比别人加倍勤奋，加倍用功，加倍付出，加倍投入！为的是她喜欢“很努力地过一辈子，很充实地经历各种阶段，然后很优雅地老去”，观乎她成绩辉煌、硕果累累的一生，她当年的祈望，如今确已一一如愿实现了。
由于我们天生爱美，兴趣相投，所以，在多年公务交往的余暇，也经历了许多只有女性挚友之间才能体会得到的欢乐时光。林文月每次来港，我们都会相约忙中抽暇去逛街。很多回，她一下飞机，把行李往车上一放，由我另一半看着，就直接跟我上店铺去血拼了。最记得有次去铜锣湾批发店买法国丝巾，那批丝巾特别美，每一条色彩都是渐进式的，搭配得柔和适宜，例如粉红衬浅灰、姹紫配翠碧，林林总总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我们挑了一阵，越看越爱，结果把店铺里所有颜色的丝巾都囊括了，各买了几十条，林文月那次来访的演讲酬金，一下子全花光了。后来她说，那条浅米、橘黄、浓绿渐进式、美如斑斓秋色的丝巾，送给了连战夫人（她的表弟媳）连方瑀，对方很喜欢；而我呢？至今仍然天天巾不离身，人家老是说，“你怎么穿什么都有一条丝巾可相衬”，每次听到这样的评语，总会想起远在彼岸的林文月。又有一次，我们走进时装店，分头去找合适的衣物，林文月购物一向慷慨爽朗，从来不会小眉小眼、斤斤计较的，不一会，我们已经各自找到了心头好，开开心心地付了账，走出了铺子。上一分钟还在挑选当时最流行的豹纹衫；下一分钟，我们就在谈论翻译中该怎么掌握原文风格，何时该一词一译，何时该一词多译的问题了。除了相约逛街，我们也经常互赠礼物。林文月在一封信中说：“你送我的Scarf，真是好看。薄如蝉翼，所谓的‘霓裳’，就是这样的吧。今天碰巧是我农历生日……今晚我赴宴，就要披上这条美丽的霓裳”（2004-8-31）；而我在柜子里珍藏的，除了她送的紫绿丝巾、纯银首饰、精美胸针，还是一串红绿相间的项链，这可是由林文月那双翻译出数百万字经典名著、撰写过数十本精彩散文集的勤勉的双手，一珠一珠亲自穿成的啊！
林文月手写书信。（作者供图/图）
身为学术界的女性，要内外皆美，事业与家庭兼顾，的确不易。她是个温柔体贴、心细如发的人，看她的文章，字里行间，处处透显出深深的情、真挚的心 。写到晚年锯除双腿、卧床四年的父亲，尽管她几乎风雨无阻昼夜探望，然而望着在病床上昏睡无语的老人，她黯然写道：“怎么办呢？而父亲总是沉沉地睡，没有春夏秋冬、没有悲欢哀乐。我轻轻抚摸那一头白发，不免自问，当时我们为他所做的抉择是对的吗？” （《父亲》）；说到母亲病后需人照顾，却拒绝护士为她沐浴，于是由女儿代劳，林文月这样写，“我的手指不自觉地带着一种母性的慈祥和温柔，爱怜地为母亲洗澡。我相信当我幼小的时候，母亲一定也是这样慈祥温柔地替我沐过浴的。”沐完浴，她更替母亲梳头：“我轻轻柔柔地替她梳理头发……不要惊动她，不要惊动她，好让她就这样坐着，舒舒服服地打一个盹儿吧。”（《给母亲梳头发》）谈到成长后从远处归来的儿子，临别前夜与母亲对酌，林文月说：“我们饮酒、吃消夜，谈文学和音乐，仿佛又回到往昔。我们一直都是很谈得来的知己……人际关系很微妙，即使亲如父母子女，一生之中，能有几回这般澄净如水地单独相处呢？”（《饮酒及与饮酒有关的记忆》）提起她最爱惜的女儿思敏，这个幼年时曾经用小手，替母亲为学生批改的作文本上画满大大小小红圈圈的小女孩，长大后成为修读耶鲁建筑系的出色设计师，她设计的饰物，每件作品都独一无二，充满了“流动的安静之美”，林文月在思敏作品展的专访中说：“就像白居易的诗，大家觉得老妪能解，一定是太简单了，其实是经过一再的修改和淬炼，才能变成浓缩精练的文字。”这里说的既是白乐天的特色，也是女儿思敏的创作和自己散文的经营。林文月一向低调谦逊，那次她却忍不住把《联合报》上的报道寄来：“今天忽想将联合报的专访彩色影印寄给你，分享我作为母亲的喜悦。”接着她又声明：“这访问以她为主，我是配角”（2006-1-5）一字一句，那份做母亲的自豪感，压也压不住地流溢出来。
对于先生郭豫伦，众人心目中能够有幸跟大才女缘定终身的幸运儿，林文月在文章里向来着墨不多，然而三言两语，却道出了伉俪之间的似海深情。“很多年以前，我遇到一双赤手空拳的手。 那双手大概与我有前世的盟约，于是，再也没有任何一双手能够吸引我一顾。”这双手是家庭里“最重要的支柱”，使得家中其余的三双手“可以随心所欲去做想做的事”（《手的故事》）。就因为如此，林文月得以多年来尽情尽兴地投入学术、翻译和创作生涯，而绝无后顾之忧。对于夫君，林文月除了全心爱护，更有疼惜感念之意。2000年秋，林文月在来信中说：“我们明天想去日本小游十天，舒解一下压力。退休的人还被种种‘任务’压迫着，真不像话！其实，这次是郭豫伦提议的，我虽然还在赶写11月在台北东吴大学的讲稿，但不好意思不答应。初夏回来后，不是忙着接待亲友，便是对计算机打稿。我的先生大半天都只看到我的背影”。（2000-9-24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俩携手共游的最后一次旅程。2000年12月，我为香港中大创办的“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”颁奖典礼如期举行，散文组终审评判林文月如约前来，与我欢庆盛事，那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她的先生不久会罹患危疾，更不到半年，于2001年6月25日即在加州撒手尘寰了！（《人物速写》J）先生走后，林文月的哀伤可想而知，然而她没有抢天呼地，痛不欲生，而是将无尽的思念默默埋在心底，继续读书、研究、翻译、写作。那年下半年，我们有缘在东京相遇，我与她竟然在没有预约的状态下，同时订了东京的Keio Plaza旅馆。记得那天早上，我们相约一起进早餐，事前心中忐忑，不知道到时该怎么安慰她，因为知道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。然而见到她，除了面容消瘦，神色黯淡，双眸中却依然透显着一丝坚强，她从手袋里拿出一个精致细巧的鼻烟壶，静静望着我说，“这里放着我先生的一撮骨灰。”后来，看到林文月的一篇文章，叙述她跟女儿于弗洛伦斯造访布契拉蒂(Buccellati)名店的经过，其中有一段提到她让热情好客的店员看看中国的精美艺术品，于是从皮包中取出一物，并淡定地说道：“这只鼻烟壶约莫是三百年前的，是我先生的收藏品之一。我封藏了他的一小撮骨灰，出远门总带着，仿佛就像和他一起旅行似的。” (《人物速写》A.L.) 突然间，东京旅舍中的一幕，又鲜明清晰地重现眼前了。原来，看似柔弱的林文月，其实是温婉而从容、优雅而坚韧的，正如杨绛，她们都是忙乱过后，在现场打扫一切的人！
林文月在2001年之后，继续出版了《生活可以如此美好》《回首》《人物速写》《蒙娜丽莎微笑的嘴角》《千载难逢竟逢》《文字的魅力》等散文集，也完成了《十三夜》的翻译。她之所以能在痛失爱侣、孤独寂寞的状态下，继续笔耕不辍、创作不断，完全是由于她坚忍不拔的个性、勤勉不休的态度以及悲悯大爱的胸襟所致。先说她的勤奋。她做什么都一丝不苟，也有本事把任何工作，不管是做家务、教学生或写文章，都变成一种“享受”，宴客时等朋友上门，哪怕只有五分钟、十分钟，也会在书房里多译一行字。1999年，我替崇基学院邀请她来校出任“黄林秀莲访问学人”，她一口答应，事前我并不知道在短短两个星期的访问期间，她得出席七次大大小小的演讲，然而她不但毫无怨言，还把七次讲稿都在事前准备妥当，一个个字整整齐齐写在稿纸上。我认识的学者朋友之中，除了余光中，没有谁的字体是这么端正工整的。问她为何不请主办单位录了音，讲完后让年轻人去转变为文字，她告诉我此事不可行，因为将来校对时满纸错别字加上“的的么么”，更加费劲！这以后，我发现她这番金玉良言，的确使人受用不尽！原来在某次活动中，中文系的研究生，竟然可以把“世说新语”转录为“细说心语”的！
1994年，林文月（左）、金圣华与著名法语翻译家罗新璋（右）在香港会面。（作者供图/图）
再谈她的慈悲为怀和奉献精神。有一次，带林文月到香港太平山上去观赏，望着山下密密麻麻的楼宇，她忽然感叹说：“身上压着这么多房屋，土地好累啊！”于是，我想起了她的一篇名作《苍蝇与我》，原本对着这可恶的小虫，她“准备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追捕厮杀”，谁知道，突然看到它停在桌面上搓动细细的足部，令她想起了小林一茶的俳句：“莫要打哪，苍蝇在搓着牠的手，搓着牠的脚。”因此始终下不了手。这样一位面对天地间万物苍生皆抱着悲悯同情之心的淑女，一方面柔情似水，另一方面，却怀着犹胜须眉的豪情壮志和使命感，对于翻译及中外文化的交流，虽然明知艰辛，却依然毫不犹疑迈步前行，“大家不做，我来做”，这就是林文月毕生奉行不逾的诺言与守则！
文月曾经对我说：“白色的背后，有七种颜色，但愿我的一生是纯白的，但背后却仍然七彩缤纷。当我一生结束的时候，我至少尽了力，但也享受过。” 如今，闪耀的明月回到天上去了。这世界，曾经因为文月的来临，变得更美好，更多姿多彩。名诗人布迈恪（Michael Bullock）形容她为“文字的月”，以“束束华光”，为世人“送下月华的诗”，如今她虽已返回天国，然而她的洋洋译品和巨著，正如她的蔼蔼容颜和奕奕神采，将会永远遗爱人间，泽被后世。
此后，每当夜色苍茫时，想起故友，我将会举头望明月，也寄望明月来相照。
金圣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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